事實上，飼料產業長期以來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。比如，在解決我國區域經濟結構發展不平衡和農業農村發展的問題上，早在20年前飼料產業就被寄予了很大的期待，并在區域經濟和農業農村的發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據劉漢元代表介紹，自2001年起，國家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，飼料產業在2005年被納入其中的鼓勵類產業目錄，享受減免稅收優惠。實踐證明，該項政策有力促進了西部地區和農業農村發展的同時，西部地區的飼料產業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，促進了一批飼料企業走出西部、走向全國乃至全球，成為中國乃至全球飼料產業的龍頭。
但在2020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《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（2019年本）》（下稱《目錄》）中，對飼料的要求由“綠色無公害”變為“取得綠色食品生產資料標志”。這一調整未能完全考慮當下的中國國情和飼料行業發展現狀，致使西部飼料企業難以享受稅收優惠政策。
“這不但增加了飼料企業的經營難度和負擔，致使企業無所適從、困惑不已，而且根據綠色食品生產資料標志認證的相關法規以及行業發展現狀，目前幾乎所有的工業飼料企業都難以達到要求。”劉漢元代表認為，從而導致西部的飼料企業，無法執行鼓勵類產業減按15%的稅收優惠政策，增加了企業的財務負擔和經營壓力，推高了飼料的生產成本，進而通過養殖業傳導至終端消費者。不僅違背了政策設立的初衷，無形中也對促進養殖業發展推動鄉村振興形成了一定的阻力。
對此，劉漢元代表認為，如按照《目錄》要求“取得綠色食品生產資料標志”執行標準，飼料企業將面臨以下兩點問題：一是飼料原料來源必須是綠色食品及其副產物，這將導致規模化生產難以實現。根據農業農村部2018年發布的《綠色食品 飼料及飼料添加劑使用準則》規定，“植物源性飼料原料應是已通過認定的綠色食品及其副產品；或來源于綠色食品原料標準化生產基地的產品及其副產品；或按照綠色食品生產方式生產、并經綠色食品工作機構認定基地生產的產品及其副產品。”“動物源性飼料原料只應使用乳及乳制品、魚粉，其他動物源性飼料原料不能使用；魚粉應來自經國家飼料管理部門認定的產地或加工廠。” 按照目前的國情，飼料企業基本難以批量組織起綠色食品原料。按此標準，每家企業每年只能生產數百噸飼料，無法進行規模化生產，而要享受鼓勵類稅收優惠，鼓勵類產業必須為主營業務，且主營業務收入需占企業收入總額的60%以上，飼料企業將難以達到。
二是綠色食品飼料的認證成本高且效率低。根據《綠色食品生產資料標志管理辦法實施細則（飼料及飼料添加劑）》規定，“同類產品中，產品的成分、配比、名稱等不同的，按不同產品分別申報”，即一品一證。當前，具備一定規模的飼料集團公司，推出的飼料產品少則幾十、多則幾百，申報綠色食品的工作量和難度大、效率低、成本高。且同屬一家集團的各分、子公司只能分別申報各自產品，不能以集團公司名義統一申報，進一步推高了申報的難度和成本。
在履職調研中，劉漢元代表走訪發現，目前，我國西部及海南自貿港的飼料產業在第二產業中的貢獻力度高于東、中部地區，其中海南、廣西、四川、云南的飼料產業對第二產業貢獻較高，都在2%以上，海南達到7.55%、廣西達到6.12%，普遍高于中、東部省市，對當地經濟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。同時，西部及海南自貿港的第一產業占比較高，飼料產業有助于改善第一產業結構，促進農業走向集約化、規模化發展。我國西部及海南的第一產業占比普遍高于東、中部地區，基本在10%以上，其中海南達到20.35%、廣西為15.95%。
“飼料產業作為與第一產業緊密結合的產業，對第一產業的拉動作用明顯，能有效促進第一產業內部結構調整，由傳統的農業養殖轉型為規模化、集約化養殖，因此需進一步鼓勵和扶持，進而加快上述區域充分利用資源稟賦優勢發展第一產業。”劉漢元代表強調。
對于《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（2019年本）》對飼料產業要求的調整，劉漢元代表則認為，方向固然是好的，轉向了生產、種植更為健康、安全、附加值更高的農產品。但未能充分考慮我國當前的實際國情和產業發展現狀，致使西部和海南自貿港飼料企業無法享受稅收優惠政策，阻礙了產業持續健康發展。
正是基于鄉村振興的使命和人大代表覆職責任的擔當，劉漢元代表特意在今年兩會提交的議案中建議，對《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（2019年本）》進行補充解釋，對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的鼓勵要求標準仍然定位于“綠色無公害”。參考2013年對《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（2011年本）》的修訂，由國家發改委出臺補充解釋，對飼料及飼料添加劑的鼓勵要求標準仍然定位于“綠色無公害”。
“如此方能更加忠于政策制定的初衷，有效落實國家優惠稅收政策，推動飼料企業的持續高質量發展，有力推動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解決，譜寫出鄉村振興的新篇章！”劉漢元代表如是說。
